| 全球化究竟有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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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06 16:52 文章来源：华尔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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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们多年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全球化是件好事。
总的来说，这种看法仍是对的。但今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开始嘀咕：对于普通工薪族以及失业人员来说，全球化是否算件好事。
达沃斯今年新出现了一种谨慎看法：全球化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工资止步不前、饭碗日益不牢，这一现实正在发达国家中形成一股对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人员跨境流动的普遍失望之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公众的这种担忧有可能发展成一股政治阻力，从而激发贸易保护主义，至少也会导致今后更难达成内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存在焦虑之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批10年或1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她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规劝本国的中产阶级，要他们勇于面对持续的变革和挑战，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战后数十年来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默克尔是周三抵达达沃斯的。
从理论上说，较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赢得了为富国生产低成本产品的工作机会。而富国之所以也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不仅能买到便宜的进口产品，还获得了向新兴经济体提供机器设备等较复杂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机会。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说，全球化的第一拨受益者是全体大众，而第二拨受益者则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仅有一把子力气是无济于事了。
通过威胁说要将生产业务迁移至海外，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公司多年来一直能成功抑制工人的工资涨幅。罗奇说，过去10年中，美国实际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大约只有劳动生产率增幅的一半。
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阵营国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企业在投资地域上有了更多选择。这使它们在与本国工人讨价还价时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说，由于争夺就业岗位的人增多了，工资水平因而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属于企业利润的那一块越来越大，而属于工人收入的那一块则越来越小。因此，劳工的焦虑感正成为影响美国等国选举的一个因素。
前来达沃斯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士则认为，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并非问题所在，问题真正出在科技和贸易形态的改变使高技能劳动力日益紧俏，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日益减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说，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在迅速增长，而近几十年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得非常缓慢。
许多前往达沃斯的商界人士无疑都认为，问题出在人们的感觉上，担心国际贸易会影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人是在杞人忧天。
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伊斯德(E. Neville Isdell)问道：“我们怎样做才能使政客们明白水涨船必高的道理？”他说，在政治领域，利益集团的声音能压过对全社会共同利益的考量。伊斯德说，我们必须能用一种不那么学术性的方式来解释全球化的益处。
他希望，当美国公司将部分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时美国政府能站出来做这件事，告诉人们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使更多新就业岗位在美国被创造出来。伊斯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们对就业安全日益感到焦虑之际，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却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许多前来达沃斯与会的人都同意，问题出在西方社会的工人跟不上当今社会的变革步伐上，当前的现实是就业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工作技能很快就会过时。
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的副董事长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说，必须从学前教育起提高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但他也承认，提高教育水平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帮不上那些当前就倍感全球竞争压力的人。
麦克多诺说，向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援助是一种短期内就能见效的策略。他说：“我认为社会应该向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提供更多帮助。”他还说，这类帮助应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他支持措施还包括北欧式的工人再培训项目等。网上经济顾问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董事长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加大公共领域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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