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该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的评论文章指出，全球价值链的产生和发展令各国经贸融合程度加深。中国、越南等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获得显著成果。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贡献日益增加，应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下一个重点领域。主要内容如下：
一、全球价值链兴起推动各国经贸融合程度加深
全球价值链打破了传统生产流程，智能手机、电视或汽车等产品的生产工序得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今天，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涉及全球价值链，通常伴有一个或多个跨境生产行为。
传统贸易统计衡量的是贸易总值。例如，当智能手机从中国运往美国时，中国对美出口计算的是手机的全部价值。事实上，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更准确的衡量是增加值，即美国进口的手机包括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装配、来自韩国的更复杂的制造业投入以及来自美国自身的服务——即使是外国品牌手机也涉及很多美国技术。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已经制作了年度投入产出表，将生产解构为众多环节。由世贸组织（WTO）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编纂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等对贸易增加值以及价值链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为贸易衡量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贸易理论，但确实增加了对贸易的更多理解。传统生产过程被打破为发达和落后济体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每个经济体都带来了潜在的利益，虽然同时也伴随着疑问。全球化就像一个快速行进的列车，需要一个平台让它停靠，而平台的构建需要一些基本因素：法治、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
二、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福音。这些国家不必掌握制成品的全部生产链，只需专注于一个或多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工序，更容易从初级产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因此，中国如今能够出口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如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电视。事实上，纵观整个全球生产链，起点是发达经济体的高附加值设计和财务投入，然后是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台湾的精密零部件。由于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和日本，因此产业链末端的高附加值环节主要是服务。中国在生产链中的增加值主要来自于低附加值的装配环节，还有一些电子、金属、塑料等中间品生产环节。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不到一半。这种角色促使中国雇用大量低技能工人，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重点在于，这种打破传统生产过程的方式使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落脚中国，增强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越南是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改革开放，越南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主要投入于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越南政策制定者担心该国会陷入产业链低端而停滞不前，但投入产出分析表明，产业链的后向关联多于预期。在越南，制造业和农业领域各有约500万直接与出口相关的岗位；制造业领域还有700万间接与出口相关的岗位。
这种联系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保护往往多于发达国家。然而，如果出口商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需获得最佳的进口投入品。对此，一个通行做法是建立经济特区，让出口商可以免税获得进口投入品。不过，若能将经济整体自由化，让所有出口商都能获得最佳投入品效果更好，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品质。
三、服务贸易贡献增大应成为贸易自由化重点领域
在国际贸易中，约80％直接参与交易的是商品，即制成品或初级产品（如食品、油、矿等）。这一比例40年来都没有太大改变。也有一些直接参与交易的服务，如旅游、海外留学、国际金融等，但只占20％左右。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情况则有所不同。服务贸易增加值的份额从1980年的31％上升到2009年的43％。其中一些于智能产品相关，其软件属于服务业产出。此外，与传统贸易相比，全球供应链涉及更多运输、金融和保险。最后，由于这些数据以现价计算，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价格——服务业价格趋于上涨，而制造业价格趋于下降（主要是因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相对更快）。
对于所有主要经济体而言，服务贸易对增加值的贡献大于对总价值的贡献。从增加值来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出口约占总体出口的一半；那些较好融入了全球价值链 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墨西哥、中国、越南和泰国等，其出口增加值通常有40％来自服务业。发达经济体进口大量服务作为其生产链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因为其往往对服务进口和对投向服务业的外资有更多限制。最近的研究表明，增加进口服务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因为增加进口服务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对于任何国家，自由贸易都是最佳政策。此前，全球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的自由贸易，但服务业领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鉴于服务在生产和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该使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下一个重点。
